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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26 23:52:03

集约种粮面临新风险:成本高效益低,现非粮化趋势

传统家庭经营向集约化农业转型中,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面临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压力,另一方面,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背景下,出现新式非粮化倾向

日前,《瞭望》周刊在基层调研发现,随着传统农区劳动力的转移,当前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正呈现“双加速”局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

但在传统分散的家庭经营向集约化农业转型过程中,一些“苗头性”问题已经显现: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你会发现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而且,在当前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出现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趋势。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农业专家以及多位业内人士开出“药方”: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创新机制。

流转加速新型经营主体涌现

从外表看,60岁的王福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民形象。“我是老农民也是新农民,准确地说,我是有头脑的农民。”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

王福军是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稻米合作社理事长,他所在的合作社2006年成立,至今流转土地1700亩,有大米加工厂,并注册了稻米商标,还在城里开了直营店。

类似王福军的新型农民日渐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本刊调研发现,当前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渐具“二元并立”态势:一方面,随山土豆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种地兼业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正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在此背景下,兼业户的农业功能正在萎缩。重庆涪陵区农委我们看好新疆众和的发展前景农经站站长何泽富介绍,此前的调查显示,全区农业家庭23.8万户,其中近7万户是兼业农户,“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工”。但是,“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专业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不断涌现。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全区每年新增30~50家。”

新型经营主体涌现的背后,是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双重加速。在安徽界首市,2012年流转土地11万亩,是前十多年流转面积的总和。陕西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该省土地流转规模仅106万亩,2012年升至456万亩,增幅330%,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比例从2.3%升至10%。

随着集约化程度加深,农业分工开始精细化。河南滑县种粮大户付东选流转了800亩地。他说:“以前种几亩地,耕种收全得自己干,现在机耕队一天作业几百亩,合同一签就不用问了,种得多倒觉得轻松了。”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种种现象显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念起了“合”字诀:土地、资本及其他要素的多重联合,推动了农业技术的集成应用、农业节本增效,最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

河南省农机局局长张开伦介绍,作为农机应用大省,2007年到2012年,河南拖拉机从339万台增加到387.7万台,增长14.4%,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幅高达130%,小型拖拉机仅增长9.2%。“在一个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达2000万的农业大省,粮食生产能实现连年增长,与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他说。

专业大户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

2003年,重庆涪陵区焦石镇农民余登合尝试食用菌栽培,首笔投入7500元;2012年,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达300亩,入社农户53户,年收入1400万元。

今昔对比,余登合感慨地说:“合作社‘乌鸡变凤凰’,但规模大了投入也大,刚建的保温库投入200万元,将来还要建设烘干房,延伸产业链做食品加工,随便一个项目投资都得上百万,当年那种小打小闹的时代再也没有了。”

本刊在采访中发现,和传统分散经营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尚未成熟、自我管理经验不足的背景下,一些专业大户时刻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其间“掉链子”亏损的并不鲜见。

依托自己的农机合作社,河南息县孙庙乡农民陈新伟流转了400亩地。但2012年遭遇旱灾,亏损20多万元。同在息县的种粮大户徐从立,100多亩旱稻全部枯死。

“以前看着大量的撂荒地觉得可惜,加上租金便宜,就流转过来。等到干旱了才发现,上百亩的地块连口井都没有,现在合同都签了,想退地也来不及了。”徐从立说。

何泽富认为,除了薄弱的基础设施、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外,一些政策瓶颈也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形成制约,比如融资体系不配套、农业保险不健全等。

全国种粮大户、河南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所在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超过1万亩。他说:“现在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地租、农资随便哪项投入都得4、疲劳实验机传感器:由敏感元件和处理电路两部份组成百八十万,以前的小额贷款‘不解渴’,有时候应急只好到处借钱。”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他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唯一办法。

王福军也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村里人都说我们种地像赌博。我也感觉自己像个空中飞人,没啥保险措施,看着飞得高,表面风光,一摔下来就是倾家荡产。”柳学友说。

由于上述多方原因,农业生产急需的人才资源也遭遇回流受阻现象。余登合介绍,2011年,一家高校的两位大学毕业生来到村里,投资12万元包了4亩睡布袋属地种植食用菌,一年不到就失败了,只好又回城里上班去了。

滑县农业局副局长韩国凯表示,以前常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但现在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他说:“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加深,专业人才匮乏的短板也将日益凸显。像大学生这样的‘好苗子’,稍加锻炼就能成才,如果留不住,实在可惜。”

新主体加快“非粮化”势头

本刊在采访中注意到,为防范盲目规模化,对于惑景天达到一定额度的农业产业投资项目,一些地方正探索事前风险评估机制,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伴随新主体出现的“非粮化”新动向。

在安徽阜南县苗集镇,一家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000亩地种植黄梨。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兴致勃勃地介绍,挂果后每亩年收入接近万元,而前期苗木投入每亩仅1000元,算下来比种粮划算多了。“不少做生意的都回来包地搞这个,抢手得很。”他说。

安徽瓜农于庆海在河南息县流转了1500亩地种植西瓜。他告诉本刊,自己种的都是“精品地”,土壤成分、交通位置、灌排条件都很好。“以前,这都是当地大户租来种粮食的,但西瓜效益好,我们出的地价高,农户当然愿意租给我们,种粮大户只能种赖地。”于庆海说。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种粮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水涨船高,明显挤压了种粮利润。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入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有关专家指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出现后,内有不断扩张发展的压力,外有资本逐利的冲动,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非粮化”,而这和此前传统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所形成的“非粮化”有明显不同。此外,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由此还可能形成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这些都值得警惕。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梁桂表示,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应在适当引导控制规模的同时,做好政策配套,降低专业大户风险,并对外来资本严格把关。”(□文/《瞭望》周刊 张兴军 李松 陈晨)

来源:《瞭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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